從西班牙焚鞋事件，看中國資產階級的海外利益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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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小城埃爾切（elche）部分市民遊行、襲擊華商並焚燒中國貨（鞋類），造成物質損失約一百萬歐元；事發前夕，當地人曾到處張貼含有「把所有亞洲鞋趕出去！」、「奪回我們的製鞋工業！」等內容的愛國標語。隨後幾天，埃爾切再度發生針對中資機構的示威【註1】。對大陸普通百姓來說，九一七之火非常突然，其實「商業競爭發展到暴力手段並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註2】，各個國際資本集團對市場的分割常以坦克開路、炮彈先行的規矩辦理，放幾把火又有何難？ 就事論事地講，焚鞋風波本身不具有很大的直接（經濟、政治）影響；然而，它以激烈的手段，把中國商品進軍海外所遇阻力愈發公開地暴露出來，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更明確地被抬上桌面。中國資本正走向世界，它會有哪些進一步的發展趨勢？這與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何相關，又會怎樣影響國內工人運動？從本階級的利益出發，先進工人和進步青年急需對上述問題做出深入研究與明晰的回答。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商品的海外動向…… 西班牙上演「林家鋪子」近二十年來，中國商品（從絲襪到電站設備）的潮水漫過了整個地球，成為國際市場上眾所矚目的龐大新軍。2003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8,512億美元，躍升為世界第四大貿易國；預計今年進出口將突破1萬億美元（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註3】。 拿這次襲擊事件的「第一主角」——中國鞋業來說，它的年產量近60億雙（占世界總產量50％以上），為全球頭號出口商；今年1至5月份，中國鞋類對歐盟25國出口3.95億雙、金額8.84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3.2％和15.27％（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鞋類分會資料）【註4】；在德國，已達到接近每人擁有一雙中國鞋的地步。競爭，意味著幾家歡笑幾家愁。中國鞋「不僅價格便宜，質量和工藝也在不斷提高，對一些國家的鞋商產生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中國皮革和製造工業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田美）【註5】，西班牙的中小鞋商自不例外。 說到「鬧事」的西班牙，僅去年它便買進6千2百萬雙中國鞋（同類商品年進口總量的47%），價值2.2億歐元【註6】；承受著廉價洋貨的洶湧衝擊，西國部分輕工企業快撐不住了。埃爾切的傳統經濟支柱為製鞋業，居民收入一度較高；近來它迅速演變為西班牙第三大中國商品（首先是鞋類）集散地，本地老字號大小則飽受排擠苦不堪言。目前，市內華商鞋店（批發倉庫）發展到60多家，憑藉供應商的強大支援（庫存保持在十幾億元的水平），迅速攻取了西國中低檔鞋類市場60%（另說80%）的份額。在西國華商點著鈔票喜笑逐開——「他們這個市場（像）一個蛋糕，我們一塊一塊把他們切過來了」（溫州市鞋革協會常務副會長陳國榮）【註7】，而競爭對手們眼看紅利與地盤一齊失陷，越來越有掀桌子的衝動。 2004年埃爾切的中小商人、廠主一度打出「抵制華貨」等愛國口號，喊得口乾舌燥卻毫無用處（消費者偏愛廉價）；大型製鞋公司順應市場原則，把生產基地轉向中國以渡難關，小老闆們只有吹燈拔臘結業了事【註8】。2004年頭7個月，埃爾切共有26家鞋廠（作坊）關門，而近三年破產作坊已占全城企業半數，1000多工人砸了飯碗，市內失業率升至30%【註9】。9月17日，憤怒的人群上了街。 中國製造與世界市場份額之爭焚鞋的消息傳回國內後，官方保持低調之餘，也適可而止地刺了西方資本一槍，指出「在中國臥薪嘗膽，取得了部分產品的競爭力之後，曾經在發達國家嘴裡無比神聖的WTO開始貶值」【註10】，無力約束歐美各國阻撓中資及其商品自由流動的「惡行」。北京的怨氣，主要源自中國資本認識、尋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的無數痛苦教訓。拿破侖說過，誰要是信奉自由貿易，必將被打得一敗塗地【註11】；資產階級（實踐而非口頭）的貿易原則浸透著實用主義精神，對己有利便無限自由，對己不利則翻臉不認。鴉片戰爭的時代如此，遍灑貧鈾彈以實施「人道干涉」的21世紀仍然如此。說白了，資本主義市場曾是、現在仍然是拳頭亂飛利益至上的流氓地界。 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國經濟飽嘗世界性商戰的苦辣酸甜——超級老大美國理直氣壯地保護國內市場（頒佈鋼鐵301條款、要中方主動限制紡織品出口），耳光抽得北京眼冒金星，還嫌後者的「消氣」媚功不到家；歐盟三天兩頭找中國貨的麻煩，（與美國一起）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徵收反傾銷稅、設定最低限價、無休止地從事貿易救濟措施調查；羽量級的市場玩家各顯神通，但求遲滯華商攻勢——比如形同搶劫的不定期大規模查收（俄羅斯）、關稅提到棚頂（波蘭、津巴布韋）、限量進口或全面禁止（斯洛伐克、尼日利亞），諸如此類。目前，中國已成為遭受反傾銷訴訟最多的WTO成員（中國商務部資料）【註12】。國際準則的最高解釋權捏在強權者的手中，可隨意變形，無怪國家主義學者張文木大聲疾呼「只有政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註13】。 針對埃爾切風波代表的抵制趨勢，國內資產階級已看到「中國入世過渡期即將過去，類似這樣的貿易衝突和糾紛肯定還會發生」【註14】（中國皮革工業協會副理事長張淑華），所以最好早謀對策，而最佳出路在於繼續拓展海外陣地，直至反客為主。近五年來，大陸企業空前的海外投資和收購活動引人注目。從能源、電子、汽車、通訊、輕紡、礦業直到漁業，中資涉足的領域日漸拓展、規模越發驚人【註15】。有關部門估計，2004年為止海外中資項目的資產總和已達1500億美元【註16】。在個別地區（比如蘇丹和巴基斯坦），巨大的中資利益已需要國家力量的政治保護；而在其他地區（中亞、東南亞），類似的經濟擴張也與中國的外交、軍事利益糾結在一起——「經濟利益首當其衝，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次，三方共同構成國家海外利益的戰略核心」【註17】（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歐洲問題專家馮仲平）。 面對海外利益的存在現實與列強爭奪國際資源與市場的嚴峻形勢，國內主流學界的「帝國一派」聲音漸高。他們強調「中國的未來承受不起對海外利益熟視無睹。我們搞改革開放，踏上的就是一條探尋海外利益的不歸之路」，所以政府至少得跟著（甚至先於）商隊走出國門；甚至赤裸裸地叫囂「機會擺在每個國家面前，你不去拿別人就會去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南亞問題專家刀書林）【註18】。對類似動向，國際左翼運動內議論紛紛，有的甚至提出中國已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觀點【註19】。那麼，中國資本主義是否真地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 中國資本與帝國主義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現狀和前途展開全景地、深入地陳述；在此只能指出如下數點：中國資本（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總體上仍太弱小，尚不具備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金融資本的統治、資本輸出超過商品輸出、殖民地的掠奪和控制）；復辟後形成的新生資產階級，剛剛開始擁有較長遠的戰略目光和長久打算，嘗試著從階級高度（而非純粹單個老闆的本位角度）看待自身利益以及國內外的政經與文化走勢，它的內部勢力重組遠未完成；中國資本發展的不平衡狀態，迫使它一面與國際資本多有勾結並廣泛讓步，同時積極投入海外市場的爭奪戰，並與列強發生了（發生著）一系列經濟和政治衝突（中方常顯得準備不足草草收兵）。 雖然北京官方時而說些豪言壯語，比如「中國已經不再是小商販」「風水輪流轉，該轉到中國了」【註20】（原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但實力的差距擺在那裡，誰也否認不了。大陸企業界迄今與世界製造工業五百強排行榜無緣，便為極富說服力的事實。真正的「世界工廠」至少具有兩大特點：一系列重要工業部門與生產能力在世界市場上佔有重要份額；有一大批企業成為製造業領域的世界級排頭兵，其經營活動能對世界市場的供求關係、發展趨勢產生重大影響，而中國呢？「只能說在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品和加工組裝型的家電及電子通信組裝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在技術密集型產業還不具備成為世界工廠的水平」【註21】（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研究員）。相應地，海外中資占全球外國投資總額的比例不足0.3%，無力撼動全局。 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國既擁有蓬勃發展、敢與美日競爭者抗衡的大型資本（比如國內最大電信設備廠商華為集團）【註22】，也出現了後來居上急速擴張的「爭氣」企業（奇瑞汽車）；但多數商家仍與在西國華商一樣，依靠偷漏稅、營業時間極長、出售假冒偽劣產品、雇傭黑工、血汗工廠制度等等「經營寶典」榨取利潤【註23】。大量新興資本家的整體階級意識薄弱、統治文化的水平粗疏不堪，至今不脫內部惡性競爭的小家子氣（再加上挾洋自重的奴才氣）；他們缺乏合作互相提防，不知統一協調為何物，有時連商會都沒有。上述「東方資產階級劣根性」不同程度地浸淫著中國工業的絕大部分，輕紡工業如此，電子工業也如此（眾所周知的國產彩電盲目壓價出口策略）；私人資本如此，國有企業更不例外。 凡此種種，使得中小型華人資本（不必說一般出國謀生的民眾）在海外通常底氣不足自甘邊緣，慣於破財免災息事寧人【註24】；在一篇文章裡，國家主義學者王小東苦笑著承認「現時我們的同胞在國外的舉止，不僅外國人看著猥瑣，我們自己都看著難受」【註25】。然而，沒有什麼是靜止不變的。隨著中國的生意越做越大，中華資產階級正進入自身歷史上極重要的發展期，它的眼光趨於長遠，胃口越來越貪；它與國家的關係已擁有一個良好開端——執政集團開始傾聽民間資本的聲音，私人老闆望向國家的目光中少了戒備和厭惡，多了幾分親切與期待；隨著可供利用的攻防手段不斷增加，中資（特別是大資本）變得較為自信冷靜，而利益觀亦日漸完整。 中國資本的新利益觀長期積貧積弱的歷史，讓愛國文化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力量的失衡使中外交往不斷與「民族大義」聯繫在一起，人們習慣了「中華不可辱」「反華可恥」「抵制X貨」等救亡口號和大眾文化符號。埃爾切事件後，旅西華商中立即出現了「去馬德里遊行保護中國民族工業！」的提法【註26】。然而，資產階級羽翼既已漸豐，無謂的煽情便顯得多餘；焚鞋報導中的愛國旗未揚先卷，取而代之的是輿論界、學界克制甚至平靜的分析，以及官資兩家具體對策的有序出臺。 面對歐洲落魄同行的怒火，商人和學者們不約而同地表示「襲擊事件純粹是利益衝突引起的」（溫州吉爾達公司駐外代表王長川）【註27】，屬於「華商與西班牙當地商人矛盾積累和激化的產物」【註28】（復旦大學尹翔碩教授）；老闆們帶點不耐煩地告訴我們「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是『經濟反華』，我們不同意」「商人其實很簡單，今天有矛盾就是敵人，明天有生意還是朋友」【註29】（溫州市鞋革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朱峰）。 長久以來許多中小商家「為了擠入國際市場，多以低價策略為先導，而且沒有長遠打算，不注重產品開發」（朱峰），已難以為繼；針對這一情況，國內大資本及其學界代言人提出如下建議：加強大商家的整合程度（成立商會及其它遊說團體），淘汰礙事的小魚小蝦；提升商品檔次、創造國際名牌——「沒有世界知名品牌，這是中國鞋在國際競爭中的最大困難」【註30】（康奈常務副總經理周津淼）；更多地掌握海外銷售網路，因為「一旦掌握網路，那我們就有完全的主動權了」（周津淼、陳國榮）【註31】，這也是競爭對手（比如西班牙鞋商）最怕發生的事；收購對手或合資，實現生產本地化。 毫無疑問，這套中華資本升級換代繼續擴張的競爭策略，可應用於幾乎所有工業領域。而它的實施前提則是強大國家力量的後援與先導。所謂民間投資、官家保駕，只要買賣做大，從重工業到輕工業莫不如此。汽車資本提醒政府「有些大宗產品一定要用國家的力量去營銷，政府施加壓力、施加影響」【註32】；服裝商們直言不諱地告訴媒體，既然低成本和規模化使部分中國貨占了上風，就該保持這種局面，不管輸家咒罵什麼——「要發揮我們這種優勢，在這個市場有競爭力，我們才能掙錢，這個賺錢的前提應該是安全的」【註33】（陳國榮）。保障安全最終得請國家出頭，這便是民間資本的強烈呼聲（「偉大祖國是海外華僑華人的堅強後盾」【註34】）。9月21日溫州鞋商聚會，並婉轉地向政府下達了具體任務——為在西國華商撐腰，保證投資安全以免「危及中國產品今後出口西班牙等歐洲市場」。北京當局會交出怎樣一份答卷，我們很快便可見到。 新利益觀背景下的兩種聲音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上層充斥短期行為和「逃難」思想。主導復辟的軍政官僚普遍對本土資本主義前途缺少信心（胡長清的名言「中國總有一天要不行的」），瘋狂地忙於瓜分國有資產並向境外轉移；私人資本受到官僚集團無處不在的箝制，痛感產權（乃至人身）保障的缺席，也頻頻把眼光投向大洋彼岸。當前的憲政改良既有民間資本的努力，更包含著國家機器自我修正的主動因素；上層改良的啟動，象徵著「後復辟時期」的初步結束。 21世紀初的中國資產階級，同時進行著兩項宏大工程——一是落實限制行政權和保障私有產權（以及配套的精英自由與司法相對獨立），二要推動國家扶持的工業擴張，更積極地參與國際瓜分。這兩者之間還欠缺協調，以至不少憲政學者只盯著單個有產者的直接利益，對本階級的歷史利益視而不見。以埃爾切事件為例，有的國內傳媒籲請華商「反思一下自己能否做得更好，是否應付出更大的努力，以融入當地社會」【註35】；有的重複著「對自身權利的爭取，是公民社會中的一個基本生存手段」【註36】之類憲政三字經。這種想當然地把華商視為需要（並只需要）「融入主流」的孤立「新移民」的看法，反映了部分私人資本對所屬階級（及其國家機器）至今保留的疏離感。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輿論聲音開始強調「我們」和「你們」的利益分野；工農固然需要防範和彈壓，對待似乎是一家人的國際資本也「該出手時便出手」，犯不著客氣。於是，有的傳媒教訓西班牙商界應該「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調整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創造一種公平的貿易競爭環境，而不是抵制外來者和一味地偏袒國內企業」【註37】；有的大罵北美企業抵制中國機械產品的威脅純屬「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註38】（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顧問周世儉）。當大陸彩電企業再次由於美方的傾銷裁決而再次鬧著「找內鬼」之時，商界終於有人點破了天機——「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最終選擇了運用反傾銷利器，打壓我國經濟」【註39】（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秘書長陳祥）。 從根本上說，兩種聲音代表著統治階級內部的兩大選擇，前者仍滿懷「三日王朝」心理，以歸化西方為天經地義的選擇；後者躊躇滿志地建設著新的亞洲強權。無論哪種趨勢得逞，億萬工農的日子都不會好過。 新的亞洲強權與工農運動西班牙勞力成本比中國高17倍，這個數位對比幾乎等於大陸經濟奇蹟的一切存在基礎。在所謂「民工荒」的珠三角工業帶，月入千元的肥缺極難找到【註40】；大資本醞釀的土地私有化和流民合法化（打著恢復遷徙自由的幌子）一旦實施，最終會驅使億萬農民永失退路地湧入城市，從而為血汗工廠提供無盡的廉價勞力。當然，出於擴大國內市場的考慮，國家可能會在一定幅度內抬高勞動力價格（最低工資、引入集體談判制），以加強中低階層的購買力【註41】，但在社會服務產業化的重壓下，在農村徹底破產的遠景下，增加的一點貨幣收入無關大局。 中國資本走向世界（從秘魯到南非）的過程，亦是輸出國內階級矛盾的過程；中資在海外的成功，反過來使它更有信心打擊國內的勞工抗議。說到底，寡頭政治＋自由市場的中國模式拒絕任何堅決從事階級鬥爭的工農運動【註42】。為了擠入世界級帝國主義俱樂部（中資現歷史階段的首要戰略目標），為了不在（注定會成為劃時代事件的）連串國際掠奪中淪為歷史性的大輸家，中國資本需要對工農更多攫取與更少付出；這也是世界資產階級的共同綱領——大陸工人靠罷工、堵路和佔領工廠來迫使雇主遵守最低工資的法律，而德、法老闆們已在拆除福利國家的最後幾根大樑（削減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險的預算開支、縮小勞動力市場上的勞方權利、淡化工會的市場調節功能）。 中國資本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過程，亦會成為大陸泛左翼運動思想分化、漸行漸遠的過程。階級鬥爭的實踐將告訴左翼——擁抱資本主義強國，抑或投身工農革命，二者必擇其一；自強派文人已堅定地選擇了前者，他們深信狹路相逢強者勝的叢林信條——「沒有世界領導者的力量，別人就容不得你的存在，容不得你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也容不得你的飯量，等你做成了世界領導者，別人就只能容納你了」【註43】，並夢想有朝一日看到飄著龍旗的遠洋艦隊和重裝師團。不消說，帝國大廈的頂層留給華為、奇瑞、中遠、中船重工和中石油的巨頭們入住，而它的根基則建築在工農大眾的肩頭與白骨之上。 至於無產階級革命者，他們會與工農大眾一起，以階級戰爭終結大資本的統治。為此需要一個強大的革命工人運動，來構成群眾鬥爭的核心；需要一個從本階級歷史利益出發的、以奪取政權為戰略目標的無產階級綱領和政黨，來實現對革命工運的政治領導。擺脫對資產階級國家任何形式的幻覺、欣賞與眷戀，開啟工人革命的鬥爭之門，必將是工農先進分子自覺選擇的道路。 04/10/15 PS： 即使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原則，由於工人階級被統治地位產生的內部經濟地位分化與意識差異，使得革命工運難以避免路線之爭，這一點毋庸諱言。與民粹主義（後演化為資產階級改良左翼）分道揚鑣後的俄國社會民主派，很快又分裂為兩大派，便為歷史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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