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昂鞋廠工人騷亂調查
8月25日上午10時，廣東省東莞市第二看守所大朗分所。
瘦瘦小小的陳琳(化名)與她的4名男性工友在臨時法庭內的被告席上站成一排。
陳16歲，去年借用別人的身份證進入興昂鞋業股份有限公司時，只有15歲。由於她尚未成年，這是一次不公開審理。
被告中年齡最大的陳南柳也只有23歲。由於捲入一場工人騷亂，他們被控以共謀的方式犯下"故意毀壞財物"罪，可能面臨著三至七年的刑期。
北京晟智律師事務所的高智晟等6名律師為被告提供了法律援助，並一致作了無罪辯護。
20天後進行了另一次審判，興昂鞋業的姐妹廠興雄鞋業的5名工人(包括一名男性未成年人)因捲入另一次騷亂而受審。
從3月到4月，擁有3萬多名工人的興昂國際有限公司旗下的5家鞋廠中，有4家發生了騷動，數千名工人捲入其中。
喧嘩的發薪日
9月24日，星期五，天色已黑，東莞市長安鎮霄邊村，興昂鞋業公司依然燈通明。
20點30分，機器轟鳴漸息，一股股黃色的人潮從巨大的廠房中湧出。20分鐘後，人流消失在廠區另一端的宿舍群內。23點，宿舍熄燈。
這是興昂鞋廠工人們的典型一天。每周6天，7點半上工，持續到20點半，其間有兩次共約1小時45分鐘的吃飯時間。
但4月23日晚上11點半，巨大的喧嘩聲卻讓陳南柳無法入睡。
興昂鞋廠擁有3000多名工人，80%都住在宿舍裏，此時他們發出的叫喊和口哨聲，聲勢驚人。這一天是發薪日，大部分工人已得知，他們的工資將比以前少大約50至100元。他們叫喊著要求"提高工資，改善伙食"。
臉盆、水杯、鞋子等從樓上雨點般落下。"女孩子的叫聲特別突出，"一位目擊者說。女工占該廠員工總數70%。"她們高聲罵著男同事沒種，不敢像興雄廠那樣鬧。"
兩天前的4月21日是興雄的發薪日，因為同樣的原因，上千名興雄工人在廠內鬧事，打砸機器設備，並推翻汽車和電話亭，造成了135008元的財物損失，亦有管理者受傷。
興雄的先例和女孩們的叫聲刺激了男工們的勇氣。他們走下宿舍樓，向操場聚集。
陳南柳說，他跟著人流往前走，在喧鬧中興奮起來。這位有著兩年工齡的斬斷工與工友們一起，拿起勞動用的斬刀，砸爛了車間、宿舍、汽車的玻璃，參與推翻小貨車，隨後沖進福利社搶了6瓶礦泉水和兩包香煙。
當天晚上，經檢方認定所發生的事情包括：工人們沖進車間，打砸並推翻機器；沖進辦公室，砸爛電腦和辦公設備；取下滅火器，四處亂噴；砸碎廠房、食堂及宣傳欄的玻璃；衝擊福利社，哄搶食品；推翻汽車並砸爛玻璃…………
防暴警察和工廠的30多名保安，無法控制數以千計工人的騷動，直到3個小時後疲憊的工人們留下一片狼藉和153534元的廠方財物損失回到宿舍。
誰是共謀者
事發後，兩個廠上百名工人受到警方調查。他們是根據現場錄影、保安舉報和員工間互相揭發而被挑選出來的。事發後，廠方張貼告示，要求員工舉報鬧事者，知情不報者將受到處罰。
興昂還開除了23名工人，據稱興雄更多。一位調查者估計，事後整個集團有近千名工人被開除、逃跑或辭職。
最後，有10名工人站在了被告席上。他們開始是以涉嫌"聚?擾亂社會秩序罪"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最後以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被起訴。
檢方指控他們"帶頭煽動員工鬧事，後致員工集體……進行不同程度的毀壞"。
高智晟說，檢方指控被告是共謀犯罪，如果這一指控成立，他們需要為整個破壞事件負責。但律師們說，工人們的行動是自發的，檢方沒有證據證明有人起到了策劃、組織或帶頭作用。"他們並不是事情的起點。"廣東華之傑律師事務所的唐荊陵說。
高智晟說，被告只應為其個人行為負責，而無須為數千名工人的"集體行動"承擔罪責。而每個人行為造成的後果，也未必能達到最低的量刑標準。
興昂和興雄騷亂，只是一個月前興昂國際有限公司旗下另外兩家工廠工人抗議事件的延續。事後，一些管理者和工人向調查者承認，興昂和興雄的騷亂是可以預見和避免的，因?伏筆早已埋下。
騷亂的起點
工資和工時是四個廠連環鬧事的共同誘因。
長期以來，興昂國際旗下各廠均實行60小時工作制，每周6天，每天10小時。
普通工人基本工資450元，這是勞動法規定的每周40小時工作的報酬，也恰好是東莞法定最低工資。
除去必須的開支--每月150元伙食費和48元的住宿費，僅餘252元。
拿到更多的錢就必須加班。按照勞動法的要求，他們8小時外的加班可獲得1.5倍的報酬，周末加班2倍。如果每周工作60小時，一般月薪在700元以上。
但是，在全球範圍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潮流中，那些著名的客戶，如耐克和銳步，日益要求它的製造商減少工時。耐克要求每月加班不超過36小時。
在此壓力下，興昂開始嘗試讓工人每月的休息日從4天增加到6天，"我們希望工人們過得舒服一點。"闕如昕，興昂國際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部經理說。
不過，廠方並不打算?工時減少支付代價。它承諾工資不減，前提是工人必須生?出同樣多的東西。
事實上，工人後來拿到錢平均少了100元。廠方將此歸咎于工人效率並未提高，而工人說，工廠的出貨量並未減少。100元，正好相當於減少的兩個周末加班日的報酬。
"我們忽略了另一個問題，100元對於工人很重要。"闕如昕說。對於那些來自農村，漂泊異鄉的打工仔，掙錢幾乎是他們全部的使命。
3月19日，是興昂國際有限公司旗下興萊和興鵬兩個廠的發薪日，也是興昂系列騷亂的開始。但其結局與後兩次事件截然不同。
當天晚上，數百名（也有調查者稱是2000名）參與抗議的員工派出代表與廠方進行了談判，其要求基本得到了滿足：包括提高工資、改進伙食和禁止打罵工人。沒有警方介入，也沒有人受到追懲。
他們的成功對興雄、興昂的工人們是一次鼓勵。但是，管理層決心不讓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因此在一個月後，興昂和興雄的工人因同樣理由發難時，廠方不再妥協。
事情發生後，廣州一家NGO的人士指出，像耐克、銳步這樣的品牌不希望自己的鞋與勞資糾紛聯繫在一起，他們集體向興昂施加了壓力，但似乎並沒有撤銷或減少訂單。
壓力下的興昂集團似乎做了一些改善。闕如昕說，員工中成立了互助小組，以更好地與管理層溝通。更為實際的，工人們的收入恢復到以前的水平。
興昂的一位工人證實了這一點，但他說，與此同時工時也恢復到了每周60小時。
一觸即發的勞資衝突
採購商要求減少工時與工人要求加班掙錢的衝突，是騷亂的起因，而製造商夾在中間左右為難。至少東莞台商協會負責人是這麼認為的。但是，這並不是真相的全部。
興昂國際有限公司，1991年由臺灣遷至東莞時，雇工僅千餘人。
到2004年，它雇傭著3.5萬名工人，每年為銳步、耐克、TINBERLAND、CLARKS、MEWBALANCE這樣的國際品牌生產著近3000萬雙鞋，價值超過30億元人民幣。
一位調查者指出，興昂的薪資待遇和工作生活條件，在東莞的同業中尚是處於中等以上水平。比如，每個工人每周可分得兩個蘋果，企業每月花費32萬元。
因此，東莞的一些鞋業同行驚異於騷亂會發生在興昂身上。而深圳一位勞工專家說，興昂事件，只是珠三角勞資關係日益緊張的一次必然爆發。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份報告顯示，12年來，珠三角民工的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興昂一位員工稱，與7年前他進廠時相比，普通員工底薪從350元提高到450元）。與此同時，一斤豬肉或一斤大米的價格已漲了3倍以上，公務員的工資也漲了5倍以上，東莞的GDP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相較之下，外來工"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那份報告說。
不僅是收入，工作環境、生活質量、人身待遇，較之以往不能說沒有改善，但顯然沒有與社會同步前進。事實上，外來工一直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之外。
在東莞的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站著至少2000名外來工。但他們從來只是被視為創造GDP和利潤的機器，而不是這個城市的一員--雖然大多數財富出自他們之手。廣東一家媒體駐東莞記者站負責人說，在這裏，"他們沒有事業，沒有家庭，沒有生活，沒有未來"。
另一方面，勞資關係不睦與東莞乃至珠三角的經濟模式有關。由"三來一補"起家的東莞，實際上是"高技術?品，低技術製造"。"企業只賺一點'人工錢'，也就是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實現低成本，以此賺取利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報告說。
長期積怨，使得外來工與企業、政府間關係緊張，"他們（對企業和社會）普遍有一種報復心態。"一位勞資關係的研究者說。
他舉例說，在興昂和興雄騷亂中，工人們沒有領袖，沒有代表，沒有組織，也沒有具體要求，也沒有得到任何承諾。幾乎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這是一次集體的非理性的發泄"，這位研究者說，在長期受到壓抑的情況下，工人們的毀壞行動更像是一次報復，對工廠，對機器，對老闆。
高智晟亦在其辯護詞中指出，被告因工資削減而對生存的擔憂，以及勞資關係的制度性不平等，勞資矛盾解決渠道的不暢，以及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功能性缺位元，是工人們發生"不適當行為"的更深根源。
一位身在深圳的勞工關係研究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工人激烈抗爭的事件，在珠三角，尤其是東莞和深圳兩地，日益增加。而2004年以來"特別突出"。僅千人以上的集體事件就有二三十起。而工資過低、超時加班及惡劣環境是不變的主題。
近在10月6日，深圳一家港資電子廠，工人不滿工資長期低於最低工資標準而走出廠門抗議。據稱有三千工人參與。
這位曾親自調查其中一些事件的專家分析，工人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和訴求渠道，使得勞資矛盾極易失控。他說，如果像興萊和興鵬事件那樣，有工人代表或組織與資方談判，有序地表達自己的訴求，則未必會釀成惡性的局面。
但正如東莞多數台資企業一樣，興昂沒有建立工會，也沒有工資集體談判制度。
"農民工正在挑戰現行體制和觀念，"這位學者說，"我們原來害怕工人組織起來。但實際上，沒有組織可能比有組織更危險。無序的力量更容易失控。"
他說，應該允許工人組織起來合法有序地表達訴求，讓他們明白基本的規則，包括如何表達不滿，如何進行談判，也包括如何對企業和社會盡義務。
政府和資方都要轉變觀念。廣州一位勞工權益NGO的負責人說，在勞資關係中，地方政府更願意傾向于資方，在他們看來，盡可能低廉和"安全"的勞動力，是地區競爭力的核心。而一旦工人鬧事，他們更願意"懲一儆百"，以維護工廠秩序和社會穩定。
摘自 2004/10/25「中國新聞周刊」第201期